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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参与者

2019-03-10 13:55 来源:未知

  编者按:30年前的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帷幕亦藉此在中国大地徐徐拉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最重要篇章。前文的发表激起千层波浪,后文发表时,罗瑞卿大将曾“准备挨四十大板”。这两文的直接参与者是谁,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发表的?日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远去归来的昨天》一书,就首次披露了签发付印的手稿及其他第一手珍贵资料。

  2008年,为“线周年。开年以来,各种纪念文章纷纷发表,尤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一文,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参与者的心路,记者文人的描述,乃至笔下生花之文,亦扑面而来。

  上世纪80年代,我无意中获得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不少重要资料,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马》文)的一些原始资料,其中有主要参与者给我的一些信函、文献的手稿影印件以及相关文章发表的背景,文章形成的来龙去脉等等。然而,不少事涉此事的文章,甚至一些参与者的回忆亦欠确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或本位出发,且从一个截面着手来描述以至演绎此文的发表经过,这与客观事实颇有出入。笔者根据原始资料、相关的信函,并结合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作一综述,同时略陈自己对此事的所知所见。

  第一个:为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于1977年9月投稿给《光明日报》时所用,其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二个:1978年4月,《光明日报》将胡福明稿的标题修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同月,《光明日报》将此文送给中央党校吴江参阅时,就是用了这一题目。

  第三个:《实践是检验线月间,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稍后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及出任第一副教育长等职),嘱咐理论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写“检验真理标准”文稿时所确定的题目。

  第四个:孙长江在1978年4月,将所撰稿与《光明日报》所供胡稿综合时,一度将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但吴江认为,仍以原定题目为好,不宜做其他改动。

  那么,《实》文的题目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这是吴江1977年9月底在中央党校所作报告中的一句话,听课的对象是中央党校正式复课后第一期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学员共计1000多人,吴江在报告中有关于“实践标准”的一段话,原文如下:“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好,‘’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此报告后来以《哲学上两条路线月初出版的《哲学研究》第1—2期合刊上。很显然,“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语,脱胎于列宁“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这一名言。这是中央党校第一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第二次提出是1977年11月。1977年10月,让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准备一个党史讲授提纲,并明确提出要根据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但党史研究室提出的提纲,甚不满意。于是胡责成由吴江牵头,另组成一个党史研究小组,重新拟订提纲。吴江根据的意见,特别写出“鉴别路线的正确与否要以实践检验效果为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其文如下:“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的正确与否,除了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1977年11月初,吴江将提纲送时,提出两个建议:(1)提纲经校党委讨论后下发;(2)这个提纲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印发给省部及地级干部阅读讨论,然后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经同意后,吴江于1978年1月,将这份提纲以讲义的形式下发给党校学员。许多学员看后,反响很大,他们又将提纲寄到本地、本单位,以通达信息。“实践是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提法,又一次悄悄地传播到各地。

  《光明日报》在1978年4月,准备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并署“胡福明”实名。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闻知

  前已述,1978年2—3月间,孙长江根据吴江意见,正在撰写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吴江看了胡稿后认为:胡文“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即嘱孙将两稿糅合在一起,并尽量吸收胡文好的意见,题目仍用原所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对《光明日报》所供胡稿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孙说,“最后付印排版的文章,实际上文章吸收胡文原稿的文字恐怕已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笔者手头有此文签发付印的完整文稿,共计9个页面,系《人民教育》编辑部20×25,每页计500字的方格稿(孙此前在《人民教育》工作)。其中剪贴铅印小样是《光明日报》提供的胡文部分,字迹秀气清丽的是孙长江重写的部分,字迹遒劲奔放的是吴江修改、补充的部分。仅在本文签发付印稿上,吴江就修改、补充了30多处,其中增加文字23处,删略6处,调整文字结构5处。4月27日,吴江签发定稿,责成孟凡(孟为理论动态组组长)先行排印15份。凭发排稿不难判断,《实》文应该是胡、孙、吴三人的成果(当然还有杨西光等其他人的劳动),系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是,我对照了吴江的签发稿与《理论动态》、《光明日报》的正式发表稿,若干文字还是有些增删,这里有什么原因呢?

  现引述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原主编沈宝祥的回忆作为一家之说:此稿“第一次送审后,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后来,对这个稿又作了一些修改,又送审了一次,是在1978年5月6日下午。这一天是星期六,在他家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开会。出发前,孙长江将修改后的文稿(已排好版)交我,请最后审定。这次去参加会的有冯文彬、吴江、孟凡、陈维仁、王聚武、吴振坤等人。到了他家坐下来以后,我就将这个稿给他。我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这个稿后,就埋头看稿子了。大家在一旁。过了一会儿,他看完了这个稿说,我以为这个稿可以了。但他还是提出了两条修改意见。他一边说,我一边记。他说完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回来后的第二天,即星期日,我将耀邦提的修改意见,在另一份清样上抄写清楚,星期一交给孙长江。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定稿的情况”(见沈宝祥:《真理标准讨论纪事》,《同舟共进》1995年第9期)。

  对于署名,《理论动态》发排稿后面原是这样写的:“《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照此印出一小部分后,中央党校有人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实际上已经重写,整个修改过程胡福明都没有参加,而且文中有些是领导同志的意见,因此作者再署胡福明之名已不恰当,如由孙、胡两人署名也不甚妥。经再三斟酌,终于决定中途改版,删去“作者胡福明”一句,改成“《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第60期《理论动态》大部分照此付印。那么后来为什么要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呢?因为按照当时中央宣传口径审稿规定,如以“本报社论”或以“本报评论员”名义须送中央主管领导审阅,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分量嫌轻,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理论动态》已有先例,既避开了送审一关,又加重了文章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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