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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水起:中国社会史研究之演进

2019-03-12 07:20 来源:未知

  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发轫,影响深远,回顾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社会史”本身由新而“旧”,逐渐分化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1990年代产生的“新社会史”,原本有突破旧框架、创立新舞台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自成一体,以“新史学”、概念史为鹄的。199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其影响由南而北,渐有燎原之势。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是三个前后递进、有联系有区别的阶段,它们次第登台,对于数十年来的史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存在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内容摘要: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发轫,影响深远,回顾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社会史”本身由新而“旧”,逐渐分化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1990年代产生的“新社会史”,原本有突破旧框架、创立新舞台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自成一体,以“新史学”、概念史为鹄的。199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其影响由南而北,渐有燎原之势。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是三个前后递进、有联系有区别的阶段,它们次第登台,对于数十年来的史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存在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客观而言,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或引领潮流,或推波助澜,极为引人注目;同时,社会史本身也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与更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构成了三十年来历史学视角与方递进发展的三个阶段。三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有很大区别,尤其是三者内部的张力使之在外部“秀”出了种种色彩,不免使人眼花缭乱。那么,这三者是如何前后相继、推陈出新的呢?其各自内里的演变如何造成了今日的种种表象?本文便是结合笔者这些年来对于国内社会史研究及其演变的观察,细加推究而来。

  从1986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至今,全国性的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16届。1986年的会议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1988年,我参加了学主办的第二届会议。当时,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科学的春天”已经颇有“落花流水春去也”之象,尤其是“史学危机”之论纷起。置身会议之中,深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乃是当时史学摆脱“危机”的不二路径。①实际上,这股清新之风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之大,至今犹存——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社会史研究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众多学者卷入其中,或是至少是打着社会史的旗号行走。

  但是,现在看来,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本土社会史理论的缺乏。缺乏理论建树与创新是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通病,其根由与极具特色的学术生态有关,这是一个“宏大叙事”,此处无法展开。理论苍白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史本身遭遇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目前现状与西方社会史开创者的原始旨趣相去甚远。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解释《经济和社会史年鉴》之“社会”时说:“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为一种自命不受任何框框约束的刊物充当标题……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②而在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中,“整体史观”早已变成“碎片化”。全局性的碎片化,必然导致社会史“原教旨”的丧失。

  其次是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有人视之为一种“范式”;有人视之为一门学科,即“社会生活史”,这是目前得到很多人附和的一种观点,也是最糟糕的结果(容易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流于琐碎),“碎片化”与之直接相关;或是抬高为社会发展史/通史,这一点背离社会史旨趣远甚;也有人把社会史研究随意扩大化、庸俗化,五花八门的菜蔬都往一个篮子里塞。还有,西方人提倡社会史,原本是针对以史为主体的正统史学而言的,而国内的社会史,其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基本着眼于乡村、边疆、下层社会,很少想到宫廷、名人(心态)、航海、贸易、战争等等,而这些都是可以纳入社会史视野的。③

  其三,社会史研究本身存在问题。表面上看,这些年的社会史研究百花争艳,很是“主流”,其内里却毫无章法,很多研究只是冠以“社会史”的名目而已。而且,社会史研究异彩纷呈的同时,因其内容的琐碎、孤立,给人一种“鸡零狗碎”的印象,坚守正统的传统史家(实证史学)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尤有甚者,许多学者“眼光向下”的同时,缺少“思维向上”的能动性;在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事的时候,只提社会,忽略国家,对于两者的关系更是漠然视之;一些声称做社会史的学者,跨学科视野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只是流于口头;一些确实做了不少田野调查的学者,在理论上又难以升华。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史研究本身已经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分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一些学者为了纠偏,开始把“区域史与整体史结合”、“国家与社会并重”、“人文关怀”等理念注入学术实践之中。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消化,有不少学者把本土的社会文化史等同于西方的“新文化史”,遭到人们的质疑。应该说,作为一种专门领域的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尤其是近代社会文化史领域,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原本,西方社会文化史就是在社会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异化,以女性、性别、身体、医疗、记忆等为关注对象,进而形成一种作为视角与方的“新文化史”。⑤在本土的社会文化史向“新文化史”转型的过程中,要注意清理相关概念、范围、内涵等要素,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文化史”与“新文化史”就会遭到滥用。

  社会史原本是为了消弭“史学危机”而出现的,是一个新事物,在其发展中,因上述原因逐渐露出“旧”色,让人怀疑,甚至不屑。如果能够回归其原教旨的“整体史观”、“国家—社会”关怀(包括重提“史”),强化其常有常新的“视角与方”功能,弱化其“社会生活史”的学科色彩,则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新社会史”原本也不是新东西,大约1960年代,在西方学界即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至于在中国,这一概念是最近十来年在一小群比较精致的人群中展开的,但在史学界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⑥

  大致看来,因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存在较多缺陷,尤其是理论与分析的缺乏,以及跨学科、跨国界对话能力的薄弱,一批观念开放的学者打出了“新社会史”的旗号,这些学者大多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背景,或者本身就在海外任职,有能力依托大量的海外信息与理论动态等资源,对国内社会史研究展开批判性反思,同时,他们试图另辟蹊径,建构新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2001年,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可以视为“新社会史”发轫的标志。⑦此后,名为“新社会史”的系列论文集相继出版。⑧那么,所谓“新社会史”与人们原本一般认知意义上的社会史有何不同呢?孙江指称:“我们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分析文本背后的知识/权力”。⑨必须看到,这种分析路径需要大量的新理论、新知识、新信息、新手段(数据库之类)并加以“区分”,这是囿于封闭、没怎么喝过洋墨水的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

  也许是“新社会史”的框架过于狭小,语言、概念比较晦涩,曲高和寡,杨念群、黄兴清、孙江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2002年,为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杨念群等人利用教育部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题,召集一场多学科对话的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⑩后来,从2007年开始,杨念群等人轮流坐庄,出版年刊《新史学》系列(中华书局),倡导拿来主义,消化西方理论,从“后现代”、知识考古学、概念史、新文化史等视角解构传统史学。

  其间,由日本回国任职的孙江教授极力提倡的概念史最为引人注目,发表了一系列解释概念史之概念、由概念史入手的相关论文。(11)他说:“就我而言,无论从新社会史还是到新史学,还是到我最近提倡的概念史研究,都是因应‘语言学的转变’(linguistic turn)而进行的叙事策略的调整,是解读历史自身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方法。我在《历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和《开放时代》的文章,都是告别执著于朴素实证主义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样本。”(12)如果把源自德国、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史视为一种视角与方的话,那它就应该仍然属于社会史范畴,或是介于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一种行路方式。当然,也可能越走越远,比如,同属孙江团队的李里峰教授就曾这样概括概念史范畴:“(中国的概念史)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13)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前述社会生活史、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甚至整个传统史学的视野。(14)

  孙江于1980年代在学跟随蔡少卿教授读研究生期间,就颇为关注海外信息。(15)后来在从社会史到“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转型中,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天地会、大刀会等秘密社会;杨念群不仅从事社会群体(儒学)、“医疗史”研究(社会史背景),也介入旧时北京的“四大门”研究(民间信仰领域),都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史研究者。同一群体的王笛等人亦然,但他们近年所追寻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框架,已经与原来的“本”愈行愈远。

  “新社会史”新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如果直接把孙江所说的“放弃构建整体史”、重视“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拿来加以审视,则脱离社会史念兹在兹的“田野调查”(在场)、“跨学科研究”等远甚矣!至于“新史学”,这是一个算不上标新立异的名词,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与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新史学》、1911年鲁滨孙的《新史学》,(16)以及后来勒高夫的《新史学》、大象出版社的《新史学》系列、杂志《新史学》等等类似名目的区别何在?(17)不难看出,从所谓新社会史到所谓新史学,杨念群等人也许抱持一种努力实践梁启超在清末提倡的“史学”的美好愿景,但因为这个名词已经被人过度滥用,以及内涵的太过宽泛,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其中一些文章颇有见地)。

  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从新史学到概念史,可以看到一批特殊的社会史研究者们所抱有的理论关怀之情(杨念群“中层理论”的提出乃是迄今为止治社会史者最为系统的学理尝试),但其建构理论的思想来源与行走路径、解析事象的方法不免陷于晦涩——“中层理论”以及“知识考古学”“概念史”等名词本身就是西方语境的产物,其内容有多少翻新也值得怀疑。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倡导者能够把“深描”系统化(理论建构)、(18)“解构”平民化(书写),(19)并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引进消化,如此则其前途不可限量,所逐之“末”,尽管已经“舍本”,当令未来之历史学舞台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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