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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学

2019-01-30 15:51 来源:未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在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也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反思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难题和不足,展望未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走向,2018年6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与中国社会科学网共同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 这一主题,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报刊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开展了深入讨论。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与理论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体系构建和话语创新。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圣元研究员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作家的元典精神进行重温、开掘,以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进行深度总结与反思,此之谓以固其本。同时,我们更需要以强烈的现实使命感、问题意识出发,对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乃至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的历程、存在的问题与偏失,在深度反思基础上推进建设性的理论话语实践,并且自觉地从“文化自信”的高度来为之。

  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40年我国文学理论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山东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心谭好哲教授认为还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内容的建构存在偏差。文学理论研究注重学术性、理论话语的建构,忽视或者淡化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第二,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机制存在问题,缺少批评争鸣。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整个社会、整个知识共同体、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共同建构。在建构过程中,学术争鸣、批评精神不可缺少。第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主体身份的建构犹疑不定,应该要有自己的主体选择、主体站位,不可盲目跟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春青教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广义的知识分子经历了“贵族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等阶段,今天处于向着“大众知识分子”过渡的过程之中。作为“大众知识分子”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与“大众”的关系中能够而且应该扮演“代言者”、“中介者”、“对话者”的角色,从而真正使文艺成为人民的文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永清教授清晰地勾勒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艺的两次转向。文艺的第一次转向是从文艺为服务转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文学的向内转中,文学让位于审美。审美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审美突出了它的本质属性审美性。审美性虽然是它的本性,但也有诉求;另一个维度是文学形式本体的去化的。突出文学性、审美性、自律性,突出它的语言的本体性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的诉求。文艺的第二次转向是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带来了文化,这也是当下我们感同身受的,每个人都深处其中的一种新的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研究员认为,当代中国文论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时期之前的研究,主要以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强调文艺从属,文艺为服务,坚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这一阶段可以称作是文艺的“”意识形态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审美”意识形态化的阶段,主要指新时期之后,我们更多地在张扬审美的维度、艺术的维度。这个阶段由于受西方文学影响,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以泛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以哲学研究代替文学研究、以技术研究代替文学研究等现象。第三阶段主要指进入新世纪以后大约十余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本土意识崛起,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得到了充分强调,但也存在以此“三化”代替学术研究,以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代表替理论自信,以抽象的理论创新代替对文艺现实的学术分析的情况。第四个阶段主要指党的以来这段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和理论自信得到加强,文化自信不断提升,文艺理论的学科、学术、话语三个体系建设迈向了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方喜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文艺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和技术转向。第一次转向是语言转向,这个转向成为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理论总结。第二次转向是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当中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指电视文化。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次转向中。第三次转向形成了一个新的技术载体互联网,互联网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不同于电视文化,在大众文化的浪潮中,随处可见互联网的影子。在互联网及其后续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上,中国与西方基本同步,这为我们在当下新的技术转向中坚定理论和文化自信,超越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中总体上跟着西方说的态势,创新发展中国文艺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现实基础。

  自改革开放至今40年,从文艺理论发展状况来看,复旦大学文学院张宝贵教授认为大略可概括为“诗化”和“散文化”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理论上的诗化、理想化、崇高性追求超过了对物质生产实践的关注,以文学主体性理论为其代表。第二阶段作为文艺理论的现代性探索,呈现为话语多元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更侧重于切入物质生产的“活着”层面,探索在市场经济、商业消费语境下文艺生产、消费的特点和规律,可以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为代表;第二个方向主要探索了新物质生产实践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以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为代表;第三个方向将物质生产实践与对真正人的探索为一体,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与“实践存在论”美学思想中。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论的发展要放到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中来探讨,这样才能看清楚它在现代本土文论中的历史定位。而一切本土文论传统,都生活在当代文论传统中,既包括传统的精华部分,也包括依然有待阐释的部分,甚至包括某些糟粕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活在当代文论中,都在当代文论实践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呈现形式、存在样态。正是在此意义上,首都师范大学孙士聪教授认为,对40年来文论发展的审视,有必要置于文论传统视野下予以审视,辨别精华部分的存在、问题部分的存在、糟粕部分的存在;有必要在文论传统视野中,爬梳不同文论传统与部分的历史性演变;厘清它们的生成机制、现实性基础,考辩其学理性价值、启示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子彦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是“雷惊天地龙蛇蛰”。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古代文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新的水平,整体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和良好的发展态势。纵观中国古代文论40年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发展分为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学术使命和核心问题,基本理论问题作为研究主体呈现出全面系统深化的特点。在此发展过程中,学者对于每一个阶段古代文论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都有所回顾和反思,既有宏观概括,也有微观阐发,这一系列的反思文章自身即构成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文艺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现实任务,这些对于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展开都是十分重要的。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杰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与任务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因此在文艺理论发展实践过程中呈现出某种波动性,其社会影响正在逐渐地显示出来。当前,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历史阶段,以习总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标志,扎实开展文艺政策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王杰认为,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立场和加强理论建设出发,对1978年以来中国文艺政策的美学基础作出反思性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民族文学走向了空前发展与繁荣兴盛。这充分说明,民族文学必须张扬自己的个性,立足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保持开放进取的姿态,积极交流互动,并站在时代、国家和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不断调适与时代同进步的发展节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包明德研究员认为,民族文学创作、评论、研究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四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一是写文章遵循旧的范式,在自己的问题域里面打转,跳不出来。作者不能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新的文学命题,体现不出创新和创造的鲜明特点。二是把文学的民族特点凝固化,民族风格抽象化,把它看成一个静态的符号。三是把民族交流、民族文学的交流、民族文化的沟通看成是单向、单一的。四是把所谓的民族特点、民族特性同质化、娱乐化、商业化。

  从审美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切入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世涛研究员认为,随着西方文艺、文化和文论思想的引入,中国文论积极援引西方的文学本体论、形式主义文论、文学自律论等的思想,甚至误读,服务于其理论建构。由此开始,文论重视审美、独立、自律,实际上,当时的审美自律是种姿态,其性正是通过反、独立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新世纪以来,文艺界开始反思文论的这种极端化倾向,高度关注文艺的社会性,不再把社会与审美对立起来,而是在尊重文学、审美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对社会性的关注,致力于实现二者的结合与统一。

  学文学院汪正龙教授认为,反映论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兴起有关。文学反映论从整体上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一种认识活动,20世纪在苏联、东欧、中国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模式,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历程。文学反映论既有局限性,也包含一些合理因素。在反思反映论的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对反映论的历史功过以及列宁的反映论进行全面的评价,并对文学反映论的前景重新展开思考。

  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开拓性研究,文艺美学基本上确定了作为学科的地位。前期关于文艺美学的研究论著,多是研究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尽管仍有很多分歧观点,但文艺美学的奠基阶段已经完成,现在应该进入到深化阶段。对于美学的整体格局形成,文艺美学的深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奠基到深化,超越学科意识而以文艺美学作为方,从具体的艺术审美经验进行审美抽象,这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恰恰是审美抽象的产物,对于文艺美学的建构有不可取代的重要资源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数据化生存的信息已成为当代文艺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在悄然改写当代文艺的创作理念、传播模式、接受方式、批评标准以及审美观念与思维方式。与此同时,信息世界的膨胀有如“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也悄然来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陈定家研究员认为,当信息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时,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勇立涛头,擦亮眼睛,培养敏锐的“数字直觉”,敢于对“伪大数据”说不,而且更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树立精品意识,激浊扬清,褒优贬劣,自觉歪风邪气,为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信息环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央党校文史部范玉刚教授认为,任何理论都是关乎现实的。从理论生成性来看,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生成的语境和发生作用的界域,理论建构的有效性与理论的偏颇在以现实为轴心的演变中昭然若揭,从而彰显了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语境意识和反思维度。“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就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建构“中国理论”及其话语体系,要基于多重视野的“中国经验”及其方创新:以中国为历史——重塑世界历史逻辑,重构中国现代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以中国为价值参照系——重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积极建构“中国理论”;以中国为方法——准确阐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为旨归。通过建构具有国际通约性和中国价值诉求的“中国理论”,使其匹配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才能为中国“软实力”提升及其竞争文明领导权提供有效的力量支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永新副教授认为,本体阐释顺应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创新的潮流,无论是对个别文本的生成及其独特性的观照,还是对文学的个性与共性之间动态复杂关系的强调,都与20世纪十年代具有明显形而上学特点的各种本体论研究完全不同。新世纪以来,苏宏斌、张瑜和刘阳等人以文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的观点为基础,对文学本体论做出了全新解读。这也为“本体阐释”理论的提出和深化带来了重要启示。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应该坚持的中国经验是:首先要理清马克思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路径,其次本体阐释理论应该以生成论作为基本的理论立场,最后要理清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增强文学理论直面现实并对其做出有效解释的能力。(作者: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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